西方「自由传媒」的兴衰

世上没有绝对「自由」乃基本常识，反映的是人性和现实，不是主观意愿。

理论上，绝对新闻自由有其利弊，但如何界定和处置假新闻和恶意谣言等的技术问题永远不会有公认答案。然而这从未实现过的「自由」理念于过去几十年一直被大力吹嘘，逐渐成了一部分人的「信仰」，甚至被利用为意识形态武器。谁料突如其来的普及科技彻底改变了人类的通讯环境，自由传媒这维持了短短几十年的神话正面对严峻挑战。

1770年9月14日，丹麦挪威联合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谕令终止管制言论，好让传媒独立运作，随意报道。这在当时的欧洲来说颇具革命性。那天之前，联合王国中的一切写作都要先经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们批核，方能付印。

克里斯蒂安七世终身被精神病困扰，这划时代主意的设计师其实是他的德国御医施特林澤。御医对国王的病束手无策，却独揽大权，权贵恨之入骨。1772年4月，他们找了个堂皇护主的理由，将施大夫斩手砍头后再分成四块掉入水中喂鱼；自由传媒随之而沉没，直到1849年才从新浮现。然而比较像样的独立新闻，要有待1950年代美国参议员麥卡錫的白色恐怖谢幕后才慢慢成形，最终演变成美西方的地缘政治工具之一。

几十年的光景在历史长河中说不上昙花一现，但期间的西方社会正值鼎盛时期，史无前例地自信，对媒体的约束相对其他国家较为宽松放任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在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半生都在西方主导的语境中成长、生活，很容易将「新闻自由」误以为是根深蒂固的西洋价值，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这一切都在我们眼前急剧转变：言论自由的旗帜在高速传播的自媒体气流中飘忽不定，摇摇欲坠，经常被发现报道与事实不符，立场自相矛盾。全球化的世事繁复多变，自命持平独立，身负监察重任的传媒却公然双标，替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开路护航的例子多不胜数。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势力操控传媒合理合法，政府无需直接插手。偶然出现的游离分子则可动用官方工具箱里的各种法律手段处置，一般人赢了官司也要面对破产，根本无法对抗。阿桑奇唯一的「罪行」是将美军在伊拉克犯的战争罪公诸于世，和相信「新闻自由」是社会的价值底线。他因而付出的代价是未经审讯便注定要坐穿牢底。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这位新闻斗士；尚未忘记他的人也开始放弃拯救阿桑奇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阿桑奇无权无势，天真地以为「言论自由」是免死金牌，落得悲惨下场。不过有财有势的前总统特朗普也同样备受封杀。特朗普经常信口开河，很多人认为他是社交平台上的大流氓。然而言论自由誓死捍卫的，不正是他这类离经叛道的声音吗？有句经常被引用的西方名言说：「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这观点的权利！」如此正义凛然之句，不知迷倒过多少浪漫理想的人，可惜完全经不起考验。

今日俄罗斯（RT）是相当成功的英语媒体，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比其他西方官媒如BBC等更有参考价值，过去几年在西方发展势头强劲。自俄乌战争以来，RT已被所有欧美政府（包括最早提倡新闻自由的丹麦）全面封杀，对惯性高喊新闻自由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近期的巴以冲突更像一面照妖镜，将主流媒体的选择性报导进一步凸显。我认识的芬兰人告诉我，美国在安理会两次否决其他成员国一致支持的人道及停火决议一事，报章只字不提，在互联网上用芬兰语搜也搜不出相关报告。安理会上发生过如此离谱的霸道行径，一般芬兰人毫不知情。

加拿大的状况也类似。据当地亲友所述，大部分美加人民偏向同情巴勒斯坦。美版抖音（Tik Tok）上绝大多数意见都对以色列几十年来的霸凌暴行和美国的盲目支持表示反感。于这轮巴以冲突之初，在温哥华举行的几场大型挺巴活动均被官方喉舌CBC和其他媒体超低调处理，近乎消息封锁。刻意搜寻的话可以找到几张图片，只有标题，没有任何评论分析或参加人数等具体资料。然而整个欧美都不断有市民自发的挺巴示威，在世界互联互通的今天，媒体还能装聋扮哑多久呢？在行文的今天（十一月五号），有些主流报章大概已经感到压力，报道开始比较全面。

不少迹象显示，西方的「新闻自由」神话可能面临破灭。根据盖洛普（Gallup Poll）在2023年10月19号的报告，对主流传媒「完全」不信任的美国人占39%，是有统计调查以来最高记录，而且有急剧上升之势。看来掌控西方社会意见的传统势力被年轻一代摈弃是早晚的事，话语战场将会移师互联网。虽然网媒水平参差，真假难辨，但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有份量的评论分析人才。他们在企业传媒的阴影中成长，支持力量分散，深入民间，较难操控，将会是一场百年不遇的舆论革命游击战。

谭炳昌 202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