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evi 度假期間，收到友人分享一篇香港 “南華早報” 的報導，說 Lapland 近年的中國旅客，有激增之勢。作者的論點奇特。他解釋中國人到Lapland旅遊，是因為國內基督教崛起。他引述美國Purdue 大學楊教授（有中文名的美國教授，當然是中國國情專家啦！）的見解，說越來越多中國人信奉基督教，所以聖誕節日漸風行。他還預測中國會在15年內成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國家。楊教授似乎不知道北歐人的 Joulu，在耶穌未從他的處女媽媽體內冒頭前的好幾個世紀，已經是個大節。對宗教觀念淡薄的北歐人來說，Joulu歷史悠久，懷有北方人面對嚴冬的傳統精神。耶穌降生這傳說，是後來的插曲。香港報章重創意，輕事實，所以也見怪不怪。但環顧四周，果然不少黃面孔同胞。一般的芬蘭人分不開正宗炎黃子孫和港產A貨，那我豈不是變了某些港人口中的“蝗蟲”！
部分香港人對大陸同胞的歧視，跟一般的 “種族歧視” 是同一心態。人都有排外本能。尤其不久前被視為貧窮落後的外來者，猛然直追，還大有過頭之勢，更易惹人嘴咒和醜化。但除了排外的心理因素之外，任何國民旅遊時给人家的印象，也的確與經濟和教育水平有關連。土豪暴發戶，不論產地，一向都不怎麼討人喜歡。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把歐洲工業革命後兩百多年的路，以十分一的時間走完。改革開放雖然驚濤駭浪，也把貧富距離拉大了，但與其他國家比較，中國的財富增長，還是基本上能夠令所有國民不同程度受惠。幾億人民一解決了溫飽，便向電視冰箱空調打主意。家電齊全後，便希望到外面旅遊見識，不外人之常情。
急速城市化，令幾億農民突然變了城市人。人口稠密的都市有另一套生活規範，在黃土地長大的人，需要時間適應：人多自然要排隊，有痰也只能往肚裡吞，不可一吐而快，任由隨風飛逝。如此龐大的社會轉型，當然不可能每一個人都順利過度。“大鄉里”出城，受到城裡人的白眼，也屬意料中事。諷刺的是，香港人口裡崇尚平等，但眼見大量同胞的掙扎，把中國人的地位在國際間逐漸 “平等” 起來的時候，心理卻出現失衡，變得 “憎人富貴厭人窮”，或者覺得 “大陸佬” 很土。他們都忘記了香港自己的昨天。
1970年代初，我一生人首次坐飛機。當時由香港用廉價機票飛加拿大，要三十多個小時，差不多環遊世界。到達後，憂心的父母還須等一個星期，才收到兒子安全到了地球另一面的“航空快信”。當年坐飛機，每次用膳後，空姐服務員都要跟很多香港乘客討回刀叉。香港人向有 “死不認衰” 的精神。交回刀叉後會粗聲大氣地互相支持：“唓！又無寫明要收番，鬼知呀！”身為一隻年青 “蝗蟲”的我，當時的羞恥和尷尬感覺，至今難忘。
時光飛逝，世情驟變，風水輪流。到九零年代，乘客中有不少第一次出國的“大陸人”，臉貼窗口，欣賞眼下浮雲。港客們看見大陸人的進口墨鏡，仍然貼有招紙，西裝袖口也保留了洋廠家的標籤，互相扁嘴窃笑，卻沒有發覺自己身上的名牌T-恤，也繡上了巨大徽標。人的炫耀心理其實一樣，表達方式不同而已。
轉眼又十年，“自由行” 年代來臨，內地人口袋里都是錢。他們大批到港，把辛苦賺來的錢拿去尖沙嘴排隊買 “成本一百，標價十萬” 的外國名牌。一向崇尚牌子的本地人突然變得很有品味，對土豪暴發戶一擲千金的作風嗤之以鼻。中國人發了財，排隊當傻瓜買名牌去了，廟街的冒牌勞力士，唯有留給一邊高聲擁護知識產權，一邊討價還價的歐美遊客了。
內地遊客越來越多，香港經濟越來越依靠大陸，“蝗蟲恐懼症” 在傳媒煽風點火下也越來越嚴重。
當2015年逼近之際，我身在芬蘭，身周有不少 “蝗蟲” 同胞。他們都很年青，平均不過二十出頭。三五人一小組，都不是大巴運到的購物狂。他們看來都是知識分子，跟著手上的旅遊書來芬蘭闖蕩見識。女孩子比男孩子多，也算是中國特色。他們安靜自信，甚少粗聲大氣，在外國人眼中頗有中國味道。比起部分西方遊客，他們較少喝酒鬧事，很受當地人歡迎。當然，中國那麼多人，如何難以想象的例外也會有。在有些人眼中，一個在地鐵忍不住要尿尿的小女孩代表了十三億中國人隨街大小便。成千上萬的英國足球流氓，卻不影響幾千萬英國人在他們心目中的紳士形象。而紐約和倫敦地鐵常年散發的濃烈氨氮氣味，亦不過是外國人高興時隨地撒尿的豪情表現而已。偏見及民族自卑感，都是須要時間糾正的病態。
反正我在聖誕老人的家鄉，看到了新一代的中國“蝗蟲”，瞥見了更文明自信的明天。他們令我驕傲自己也是一份子，有某種說不出的興奮。在香港，我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
「鏈接到芬蘭聖誕與蝗蟲 第一部分：Lap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