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炳昌

我的‘包子’老师

Updated: Feb 19



七零年代末我首次访京时,饭馆食肆七点多便关门,几乎没有夜生活可言。十年后与太太重游,很多店铺已经开设夜市,京城除了比以前热闹繁华,亦同时弥漫着活力与焦虑;人们一方面患得患失地摸索改革开放,一方面提心吊胆怕丢失革命成果,一方面忧心着几千年的文化承传没有方向,心情非常复杂。国家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先头部队竟然是急进的南方边疆,对高傲朴实的北京人来说也可能感觉不太踏实。


我们跟大部分境外游客一样,住在王府井的五星级酒店,花的是簇新“外汇卷”。外汇卷可以兑换外币,在广东颇受欢迎,然而部分北京小商户对这玩意并不完全放心,详细查验一轮之后可能会问:“没人民币吗?”


酒店的早饭已经开始有“国际特色”,带头试探消费群众丧失比例判断的程度。荷包蛋也煎不香的早餐,收费是打工仔整个月的工资。我们决定到街上找小吃。离开酒店不远,见到对面小巷有热气腾腾的流动小卖,三数客人在轮候,手插口袋,瑟缩抵御着初秋的寒风。我们横过马路去加入行列。由于太太是老外,在那年代有些怪异,难免引来好奇的目光。但北方人的好奇比较含蓄,没有南方的唐突。


原来是卖包子的。轮到我们的时候,我要了两个。卖包的头也不抬,把两个热辣辣的蒸包放进超薄塑料袋。“一块!”。就一块?每个五毛?在香港,隔夜的也不只这个价钱。一分钱一分货,大概除了热气没什么包馅吧!我把期望管控了一下。反正只不过几毛钱,热气好消化,没问题。我递过一元外汇卷。卖包的看了看,扔进牛奶罐改装的钱箱。“谢谢!”


我们拿着包子,边走边吃。“哇!我的天!可能是一生人吃过最好的菜肉包!”要停下来专心享用。这么好的包子,一个肯定不够,摸摸肚皮,估计还可以容纳一到两个。围着街区走了一小圈后,我们又回到买包的地方。当我上前准备大手购买的时候,无意中发觉本地人的价钱只不过两毛一个。我们足足多付了一倍半!太过分了!我决定不吃也罢。


心里不禁失望。十年前的北京,有些酒店房间连门锁也没有,却永无偷窃事件。把钱放在街上,明天还在,是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都会,在我浪漫的幻觉中穷得很有骨气,现在......唉,大概倔强的北京人也投降了。也难怪,眼看南边,灵活滑头,却越来越富庶,土豪声浪越来越高,自己老固执只会白吃亏,是顺应潮流改变作风的时候了。


这件芝麻小事,竟然阴魂不散,整天断断续续地烦扰着我,令我觉得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和反应都甚有问题。


肯定与钱无关!当年的纸毛钱非常残旧,拿在手中毛茸茸黏糊糊,放在口袋里会自动降解。卖包的大哥找回我三毛的话,花不去可能要扔掉。然而这对我毫无实际价值的几毛钱,却可以让一位天未亮便起床扎实干活的人感觉多赚了一点点。就那么的一点点,竟然可以为他增添几毛钱的满足感回家交代。如此简单直接,利人不损己的好事,我不但没有乐意参与,还晦气地错过了多吃两个顶级超值菜肉包的机会,试问道理何在?


我当然熟悉小资产阶级的自辩论点啦!“钱小事!此乃原则问题!”大义凛然。在对自己有利和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我们都喜欢横刀立马,捍卫“公平原则”和“别人诚实”。然而“坚持原则”的合理界线在哪呢?执着计较“蒜皮原则”,与“小人心眼”的分别又如何界定呢?似乎都值得思考。


再者,“原则问题”一向双重标准。我当年做的是污水处理工程。假如有人需要建设污水设施,向我打价,我粗略估算一千万,想不到这造价远远低于他的预算,于是一口答应。有好价钱,我当然尽心尽力,结果皆大欢喜!然而在残酷野蛮的投标环境下,我可能会以八百万抢包同一工程。然而无论用什么批判角度审视,我以千万承建也没有违反法例或道德操守。


这假想的“双赢工程”跟早上的包子买卖,本质有何分别呢?最大的分别是卖包的比我更穷,而他多收取了三毛钱,不是二百万,相差好几个数量级。似乎在我辈小资产的眼中,越辛勤干活谋生的人,道德标准应该越高,越要“凭良心”自律,不应滥收一分一毛,以捍卫社会原则。而大财团钻法律空子,则无可厚非,甚至被视为精明:“大茶饭就是这个吃相的嘛。厉害!聪明!”如此颠倒扭曲的价值观,我却一直视为正常。


“包子老师”启发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判断,得益匪浅。几十年来,每遇合适情况,我都会随缘分享。


转眼间,北京已变成另一个世界,是传统,革命,与科幻未来的混合体,依然充满活力和忧虑,依然怀着难以捉摸的心情大步向前。老北京总觉得今天街头的包子不是以往那个味儿,价钱也翻了太多翻;这话早在康熙年代已经开始说了。外汇卷是什么?记得的人都退休了。现金也将成过去了,付款请扫码,明码实价,不分中外,童叟无欺。


谭炳昌 2021.3.7


English Version: My Bun-seller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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