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年代末我首次访京时，饭馆食肆七点多便关门，几乎没有夜生活可言。十年后与太太重游，很多店铺已经开设夜市，京城除了比以前热闹繁华，亦同时弥漫着活力与焦虑；人们一方面患得患失地摸索改革开放，一方面提心吊胆怕丢失革命成果，一方面忧心着几千年的文化承传没有方向，心情非常复杂。国家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先头部队竟然是急进的南方边疆，对高傲朴实的北京人来说也可能感觉不太踏实。
我们跟大部分境外游客一样，住在王府井的五星级酒店，花的是簇新“外汇卷”。外汇卷可以兑换外币，在广东颇受欢迎，然而部分北京小商户对这玩意并不完全放心，详细查验一轮之后可能会问：“没人民币吗？”
酒店的早饭已经开始有“国际特色”，带头试探消费群众丧失比例判断的程度。荷包蛋也煎不香的早餐，收费是打工仔整个月的工资。我们决定到街上找小吃。离开酒店不远，见到对面小巷有热气腾腾的流动小卖，三数客人在轮候，手插口袋，瑟缩抵御着初秋的寒风。我们横过马路去加入行列。由于太太是老外，在那年代有些怪异，难免引来好奇的目光。但北方人的好奇比较含蓄，没有南方的唐突。
原来是卖包子的。轮到我们的时候，我要了两个。卖包的头也不抬，把两个热辣辣的蒸包放进超薄塑料袋。“一块！”。就一块？每个五毛？在香港，隔夜的也不只这个价钱。一分钱一分货，大概除了热气没什么包馅吧！我把期望管控了一下。反正只不过几毛钱，热气好消化，没问题。我递过一元外汇卷。卖包的看了看，扔进牛奶罐改装的钱箱。“谢谢！”
我们拿着包子，边走边吃。“哇！我的天！可能是一生人吃过最好的菜肉包！”要停下来专心享用。这么好的包子，一个肯定不够，摸摸肚皮，估计还可以容纳一到两个。围着街区走了一小圈后，我们又回到买包的地方。当我上前准备大手购买的时候，无意中发觉本地人的价钱只不过两毛一个。我们足足多付了一倍半！太过分了！我决定不吃也罢。
心里不禁失望。十年前的北京，有些酒店房间连门锁也没有，却永无偷窃事件。把钱放在街上，明天还在，是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都会，在我浪漫的幻觉中穷得很有骨气，现在......唉，大概倔强的北京人也投降了。也难怪，眼看南边，灵活滑头，却越来越富庶，土豪声浪越来越高，自己老固执只会白吃亏，是顺应潮流改变作风的时候了。
这件芝麻小事，竟然阴魂不散，整天断断续续地烦扰着我，令我觉得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和反应都甚有问题。
肯定与钱无关！当年的纸毛钱非常残旧，拿在手中毛茸茸黏糊糊，放在口袋里会自动降解。卖包的大哥找回我三毛的话，花不去可能要扔掉。然而这对我毫无实际价值的几毛钱，却可以让一位天未亮便起床扎实干活的人感觉多赚了一点点。就那么的一点点，竟然可以为他增添几毛钱的满足感回家交代。如此简单直接，利人不损己的好事，我不但没有乐意参与，还晦气地错过了多吃两个顶级超值菜肉包的机会，试问道理何在？
我当然熟悉小资产阶级的自辩论点啦！“钱小事！此乃原则问题！”大义凛然。在对自己有利和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我们都喜欢横刀立马，捍卫“公平原则”和“别人诚实”。然而“坚持原则”的合理界线在哪呢？执着计较“蒜皮原则”，与“小人心眼”的分别又如何界定呢？似乎都值得思考。
再者，“原则问题”一向双重标准。我当年做的是污水处理工程。假如有人需要建设污水设施，向我打价，我粗略估算一千万，想不到这造价远远低于他的预算，于是一口答应。有好价钱，我当然尽心尽力，结果皆大欢喜！然而在残酷野蛮的投标环境下，我可能会以八百万抢包同一工程。然而无论用什么批判角度审视，我以千万承建也没有违反法例或道德操守。
这假想的“双赢工程”跟早上的包子买卖，本质有何分别呢？最大的分别是卖包的比我更穷，而他多收取了三毛钱，不是二百万，相差好几个数量级。似乎在我辈小资产的眼中，越辛勤干活谋生的人，道德标准应该越高，越要“凭良心”自律，不应滥收一分一毛，以捍卫社会原则。而大财团钻法律空子，则无可厚非，甚至被视为精明：“大茶饭就是这个吃相的嘛。厉害！聪明！”如此颠倒扭曲的价值观，我却一直视为正常。
“包子老师”启发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判断，得益匪浅。几十年来，每遇合适情况，我都会随缘分享。
转眼间，北京已变成另一个世界，是传统，革命，与科幻未来的混合体，依然充满活力和忧虑，依然怀着难以捉摸的心情大步向前。老北京总觉得今天街头的包子不是以往那个味儿，价钱也翻了太多翻；这话早在康熙年代已经开始说了。外汇卷是什么？记得的人都退休了。现金也将成过去了，付款请扫码，明码实价，不分中外，童叟无欺。
谭炳昌 20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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