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炳昌

我的‘包子’老師



七零年代末我首次訪京時,飯館食肆七點多便關門,幾乎沒有夜生活可言。十年後與太太重遊,很多店舖已經開設夜市,京城比以前熱鬧得多,瀰漫著活力與焦慮;人們一方面期待改革開放,一方面擔心丟失革命成果,一方面摸索幾千年文化承傳的方向,心情非常複雜。國家醞釀著大變革,先頭部隊竟然是南方的邊疆,對高傲樸實的北京人來說也可能感覺不太踏實。


今次我們跟大部分境外遊客一樣,住在王府井的五星級酒店,花的是簇新「外匯卷」。外匯卷可以兌換外幣,在廣東頗受歡迎,但小部分北京商販對這玩意並未完全放心,查驗一輪之後可能會問:「沒人民幣嗎?」


酒店的早餐開始有「國際特色」,帶頭試探消費群眾喪失比例判斷的程度。荷包蛋也煎不香的早餐,收費是打工仔整個月的工資。我們決定到街上找小吃。離開酒店不遠,見到對面小巷有熱氣騰騰的流動小賣,三數客人在輪候,手插口袋,瑟縮抵禦著初秋的寒風。我們橫過馬路去加入行列。由於太太是老外,在那年代有些怪異,難免引來好奇的目光。但北方人的好奇比較矜持,沒有南方的唐突。


原來是賣包子的。輪到我們的時候,我要了兩個。賣包的頭也不抬,把兩個熱辣辣的蒸包放進超薄塑料袋。「一塊!」。就一塊?每個五毛?在香港,隔夜的也不只這個價錢。一分錢一分貨,大概除了熱氣沒什麼包餡吧!我把期望管控了一下。反正不過幾毛錢,熱氣好消化,沒問題。我遞過一元外匯卷。賣包的看了看,扔進罐頭改裝的錢箱。「謝謝!」


我們拿著包子,邊走邊吃。「哇!可能是一生人吃過最好的菜肉包!」要停下來專心享用。這麼好的包子,一個肯定不夠,摸摸肚皮,估計還可以容納一到兩個。圍著街區走了一小圈後,我們又回到買包的地方。當我上前準備大手購買的時候,無意中發覺本地人的價錢只不過兩毛一個。我們足足多付了一倍半!太過分了!我決定不吃也罷。


唉,回想十年前的京城,有些酒店房間連門鎖也沒有,永無偷竊事件。把錢放在街上,明天還在,是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窮得很有骨氣,現在. . . 大概倔強的北京人也投降了。也難怪,眼看南邊,靈活滑頭,越來越富庶,土豪聲浪越來越高,自己老固執只會白吃虧,是順應潮流改變作風的時候了。

這件芝麻小事,竟然陰魂不散,帶來少許惆悵。整天思前想後,老覺得自己對事情的看法和反應都很有問題。


肯定與錢無關!當年的紙毛錢非常殘舊,拿在手裡毛茸茸黏糊糊,放在口袋會自動降解成污泥。賣包的大哥找回我三毛的話,用不掉可能要扔掉。然而這對我毫無實際價值的幾毛錢,卻可以讓一位紮實幹活的人感覺多賺了一點點,添加幾毛滿足。如此簡單直接,利人不損己的小事,我不但沒有樂意參與,還晦氣地錯過了多吃兩個頂級超值菜肉包的機會,試問道理何在?


我當然熟悉小資產階級的自辯論點啦!「錢小事!此乃原則問題!」大義凜然。在對自己有利和完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我們都喜歡橫刀立馬,捍衛「公平原則」和「別人誠實」。然而「堅持原則」的合理界線應該如何界定呢?過分執著計較「芝麻原則」與小人心眼的分別又在哪呢?似乎都值得思考。


再者,「原則問題」一向雙重標準。我當年做的是污水處理工程。假如有人需要建設污水設施,向我打價,我粗略估算一千萬,想不到這造價遠遠低於他的預算,於是一口答應。有好價錢,我當然盡心盡力,結果皆大歡喜!在殘酷野蠻的投標環境下,我可能會以八百萬搶包同一工程,再設法偷工減料以維持生計。不過,就算從最嚴厲的批判角度去看,我以千萬承建也沒有違反任何法例或操守原則。


這假想的「雙贏工程」跟早上的包子買賣,本質有何分別呢?最大的分別是賣包的比我更窮,而他多收取了三毛錢,不是二百萬,相差好幾個數量級。然而在我輩小資產的眼中,越辛勤幹活謀生的人,「道德」標準應該越高,越要「憑良心」老實自律,不應「濫收」一分一毛,以捍衛社會原則。反之,大財團賺大錢,鑽法律空子無可厚非,甚至被贊嘆精明:大茶飯就是這個吃相嘛!厲害厲害!佩服佩服!如此離譜的顛倒價值觀,卻一直被我生活圈子中的語境隱晦推崇。

「包子老師」啟發了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判斷,得益匪淺。幾十年來,每遇合適情況,我都會隨緣分享,今天心血來潮把它寫下來。

轉眼間,北京已變成另一個世界,是傳統,革命,與科幻未來的混合體,依舊充滿活力和憂慮,依然懷著難以捉摸的心情疾步前行。老北京抱怨今天街頭的包子不是以往那個味兒,價錢也翻了太多翻;這話兒在康熙年代已經開始說了。外匯卷是什麼?記得的人都退休了。現金也將成過去了,付款請掃碼,明碼實價,不分中外,童叟無欺。

譚炳昌 2021.3.7


English Version: My Bun-seller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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